2014-11-09
307. 再读李世默在 TED 的演讲
看TED演讲的视频,是我在机器上跑步时候的功课。当时李世默这篇确实曾经是在我的手持的TED软件上“每天推荐”的单子上出现过。微信上转来的这篇题为《出乎意料,香港学生回家》的文字,秉承中文网络上一贯的夸大其词的传统,本不值得讨论,但是有几点需要更正的地方,觉得还是写一下为好。
首先,就推特网上看,香港的学生至少 2014-10-26 那天还在香港的街上。“李世默对“元叙事”教条的颠覆性演讲”给听众带去了震撼,是确切的,是不是“极大的”就不咬文嚼字了。但是“该演讲最终成为TED年度最佳演讲”一说,不知道作者的根据是什么,互联网时代,给个链接应该不难,否则总难免口说无凭的困惑。
文章介绍,“李世默,汉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士,斯坦福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及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应该说,李氏的这些头衔不是摆设。在TED演讲的中国脸本来就不多,李氏的演讲听来确实让人觉得言出有据,不是喊口号。他的演讲得到追捧,也不出意外。
李氏是成功人士,人际交流应该是他的强项。而且李氏是做了功课的,他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原理,与西方关于资本市场、民主政治的教条作的对比和批判,大把关于中国三十年来变化的素材,加以幽默,以流利的英语捧到听众耳边,很能赢得听众的掌声。
我不是来批判李世默的,李氏显然有自信和能力,站在TED的讲台上,给民主世界的听众讲述世界的“多元性”(Pluralism)。我没有这个能力。不过有一个问题:如果不考虑个人社会地位所带来的经济地位的差别,我相信李氏会愿意生活在中国,我则愿意生活在一个我不会受到政治压迫的地方。
对于李氏而言,这可能不是一个问题。以他的才华,只要他愿意,他可以在中国这个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里游刃有余,也可以在苏格兰爱丁堡的TED讲台上赢得听众的掌声。但是看一个社会的进步,我想不是看她那里的精英们能够有多么风光,而是要看社会下层的人群生活的文明与自由程度。
李氏说共产党不是靠选举上台的,其合法性 (legitimacy) 来自其执政能力。先且以他的说辞为前提吧,在一党专政的制度下,李氏是怎么证明共产党的“执政能力”的呢?我也看到了三十年来中国的变化,不过我也记得三十年前的三十多年,曾经几千万人成为饿殍。李氏一字不提,而只说中国目前还有人口问题,这是他存心为共产党洗地呢?还是我这人纠缠鸡毛蒜皮?而且,共产党说合法性,可从来都说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李世默把习近平与小布希、奥巴马相提并论,说到习近平从小村干部做到党主席,这条官路走了三十年,宦途艰辛。这是事实。但是,一个问题就来了:习近平这个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职研究生班”毕业的“法学博士”做了主席之后,许志永这位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法学博士,却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为名判处有期徒刑四年。怎么个“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这是不是需要对社会有个解释呢?
中国需要基本的社会公正吗? 还是有钱就行?
中国人需要人权吗?还是只要有好吃好喝,当猪一样圈养也可以?
2011-06-01
【译】 没有一个全球互联网战略中国能成功建立起软实力吗?
过去几个月里,常见有新闻报道中国为提高其“软实力”所作的种种努力。到目前为止,所有有关中国政府发展软实力传媒战略方面的报道都没有提到一点:政府的投入完全都集中在电视、广播和印刷这些夕阳传媒行业,这可能是个致命的失误。
不光是政府对运用互联网推动软实力发展的重视程度有限,中国要透过互联网推动其软实力发展规划也会在体制和文化方面遇到重重困难。中国计划为发展软实力作出几十年的长期努力,但是缺乏有效的新生代传媒产品,可能让政府的所有努力胎死腹中。
如果世人都知道一个国家堵截诸如 Facebook, Google, Youtube 和 Twitter 这些全球知名的互联网服务,这个国家还可能赢得人心吗?首先,介绍一些背景。这里有一条题为《中国软实力的方方面面》的 Sinica 网播和华盛顿邮报约翰·潘夫瑞一篇题为《从中国的口到德州的耳:直到加尔维斯顿的小广播站》的报道都是从传媒行业角度介绍中国力推其软实力的佳作。今天,美国研究中国的学术领袖之一沈大伟教授在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评论文章,题为《中国展示软实力》。他在文中勾画了中国为推展其软实力所采取的许多方面的措施: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正在安排中国的媒体和文化交流机构“走出去”,在国际传媒业和智囊圈里占据立足之地。
中国政府将在 2009-2010 年度投资 87 亿美元用于“对外宣传工作” — 主要针对“四大”: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新华社和中国日报 — 同时,许多国家的媒体权贵和舆论领军人物被邀请到中国作“沟通”之旅。
“四大”外向媒体在最近几个月都经过改头换面,旨在淡化它们在世人眼中的“宣传”嘴脸。现在新闻节目里有外国主播,评论版页日渐严肃,电台节目更多样化,网站信息更加丰富,报纸上调查性报道也多了起来。
具体的改进措施还包括新华社的 24 小时新闻电视频道,模仿半岛电视台;CCTV 尝试与 CNN 和 BBC 竞争;CRI 在美国和欧洲的一些调幅及调频广播市场购买更多的时段,同时对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直播。CCTV 现在有六个国际频道以五种语言播出,号称全球观众一亿两千五百万。
部分省级电视台(重庆,上海和湖南)也在国外广播市场寻求一席之地。中国还在国外市场投资了一系列英语和华语电视台,例如 Blue Ocean Network (BON TV) 和美国的长城电视。
新华社在发展中国家深度渗透,在非洲逐步成为当地人主要新闻来源。新华社在西方主要新闻通讯社之间(美联社,合众国际社,汤姆逊路透社)也锁定了目标:在这一块的竞争中新华社的策略是,主攻叙述性报道,不拘泥中国的政治立场,以低于西方通讯社价格的新闻服务来吸引客户,占据市场。
目前,新华社有八万订户机构,是新华社一个强力的收入来源,对缺乏自身新闻来源发展中国家公众而言,新华社也提供了一个新闻和信息来源。新华社有 400 报道人员分驻世界各地 117 个分社,计划在 2012 年底前再增加 10 个分社,到 2020 发展到 180 个分社。
这些计划给人印象深刻,且所费不菲。中国正充分利用她所了解的媒体渠道和市场分销机制,不惜代价地雇用西方传媒业界的老手充当顾问。但是,Google 和 Facebook 及其五亿用户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未来全球范围有影响力的人群正越来越多地走上互联网。
Google 的撤离对于中国发展软实力的努力将会有长期的影响。如我在 Google 退出后不久对纽约时报所言:
“中国对其推动软实力发展的努力是很认真的,” 比尔毕晓普...在星期二说。“Google 退出等于在他们的推销计划书上戳了个大洞,我想这点他们心知肚明。”
中国国内的互联网公司里还没有一家有机会在全球范围造成象 Facebook,Google 甚至 Twitter 这样的影响。首先,语言障碍是现实存在;也许孔子学院最终能够成功地教会千百万人中文,但是那起码得几十年,而且即使到了那一步,中国之外能读英文的人还是远远多于会读中文的。
其次,中国顶尖的互联网公司里,百度、腾讯、新浪、搜狐、盛大、网易,没有一家拥有在海外主要市场实质意义上成功的 DNA 或信誉。在大多数市场里,他们将面对西方互联网公司在中国所面对的同样的问题。他们在发展中国家的某些局部,尤其是游戏,能够获得一些市场份额,但对于中国发展软实力的整体目标不会产生有实质意义的影响。
中国推动软实力的发展对西方那些传媒顾问,电视频道和电台业主和广告销售从业者可能是大好事,但她目前的战略缺陷是否足以推断,外界对她发展传媒软实力所做努力的担忧过于夸张呢?
沈大伟教授在他的评论文章里也没有提到中国的软实力发展计划中有互联网,他做了这样一个总结:
不论这个(政府支持的)信使资源多么雄厚,也不管他所要传递的信息经过多少修饰,最终现实还是将扮演主要角色来塑造中国在世人面前的形象。
而说到互联网,现实是中国在全球大多数网民眼里形象不佳,而且也没有强有力的产品。
注:如果你有兴趣进一步了解中国发展软实力的努力,请参考下列文献:
中国传媒研究计划:李长春论传媒与中国的 “国际影响”
中国传媒研究计划:“软实力” 出击:中国探索宏观措施,以加强其全球文化实力
人民日报:怎样提高中国的软实力?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中国软实力及其对美国的影响
人民日报:中国的软实力有哪些不足?
CRS 报告:中国的外交政策和“软实力” 在南美,亚洲及非洲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约瑟夫·奈论智能实力
Imagethief:给新华社新立 CNC TV 新闻部门的毛遂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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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本篇译文发表于《译者》,有修改。
2010-04-06
165. 美国的枪文化、中国的墙文化
- 韩寒被提名进入美国时代周刊的全球年度最有影响力的 100 人评选。
- 白岩松在无锡演讲谈到美国的枪支文化时,说:“中国没有允许持枪的环境和条件,如果在中国允许持枪,我想强制拆迁就不可能
了。”继而又说:“我们应该关注的是美国持枪文化背后的东西,那就是尊重、保护公民权利和私有财产以及公权力的制衡问题。” (杨海鹏新浪微博)
对于美国的枪文化,每个人的体会各有不同。个人没有研究,但是有些想法还是自然的。美国的宪法第二修正案允许公民持有武器,但是实际操作中对于枪支没有可行的管理,造成的悲剧也有目共睹。Michael Moore 的电影《Bowling for Columbine》其基本背景就是诸多的悲剧事件之一。每四年的总统选举,枪支管制都会成为一方攻击另一方的火药。然而,在美国实施枪支管制即便不是不可能,也绝对是非常难的一件事。
稍微读一点点美国历史,就不难理解其中的意味。美国的独立是从英国殖民统治者靠武力获得的,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可以说没有枪也就没有美国。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不同的,是美国人尊称为建国之父 (the founding fathers) 的那些人想到了权力的腐败性,是权力就会腐败,绝对的权力就会绝对地腐败。他们不相信自己能够高人一等,抗拒腐败,所以他们只能想办法限制自己的权力:他们在国家政治的构造里设计权利的制约,在宪法里写明个人的基本权利,给政府以制约。而宪法明文写实地保障公民持有武器的权力,就是保障公民对政府的制约力最明确的办法。
如果可以假设的话,我想白岩松的话是对的。实际操作当然是不那么简单,因为强制拆迁的势力也会利用持有武器的自由,他们还是会用同样的方式来与其他的势力合污,公民仅仅拥有武器显然不能根除人世间的邪恶。美国西部片如 Clint Eastwood 的 Pale Rider 毕竟是戏剧化的浪漫,真正有效的还是多数公民的参与,就像电影里帮 Preacher 的那些人。Preacher 两支百发百中的左轮枪起到的作用,除了杀恶人之外,更重要的是给了其他原本逆来顺受的村民们希望。
中国的墙文化所要达到的目的似乎与美国的枪文化恰恰相反:给权势以绝对的保障。聪敏如韩寒,用“敏感词”替换本来要写的文字,白岩松不过提出了一个前缀着“如果”的假设,也被人戴上了嚼子,可见“墙”已经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然而,“草泥马”、“河蟹”这些面目全非的新语汇说明了什么呢?方浜兴 (这个彻底的无耻小人居然也是江西人,真是败兴!) 之流造墙者队伍中没有人研究一下墙的真实效果吗?还是他们骗人骗出思维惯性,连自己也一并骗进去了?
2010-01-15
142. 非法献花与合法哈哈哈
- 您的文章《142. 非法献花与合法哈哈哈》中因含有不适当内容,已被设置为私密博文。 2010-01-15 18:16
新年伊始,这个世界就不太平。海地地震,上帝又制造了无数人间悲剧。余震还未停止,灾难才刚刚开始。我们能帮什么都应该帮一点。
网际空间里的地震也还远未平静,这两天网络新词“非法献花”诞生并广为流传,尽管人民网首创这一新词的文章已经被和谐了,这个新词或许从此就成了中文的一部分。
方兴东:独家评说Google退出,说得挺有意思,但有些地方就似是而非。比如:
除了搜索,Google的操作系统也好,手机业务也好,平板电脑也好,中国市场都将扮演至关重要的作用。Google如果一怒之下,挥刀自宫,断的将不仅仅是搜索的未来,而是Google各个层面的未来。我到不觉得 Google 是什么“一怒之下”,而是被“剿匪”多年,在看清楚最终不免被阉割的时候才有断臂的决定。
一个商业公司如果不理智,如此对待中国的网民,如此对待中国的员工,如此对待中国的合作伙伴,那么,Google在这个事情上失分的不仅仅是现在,而是整个未来;不仅仅是短期的商业利益,而是全方面的输家。从此以后,中国的网民,中国的员工,中国的合作伙伴,中国的普通大众,还有中国的政府,将会如何看待Google?一个商业公司面对国家机器,“理智”这个词用来指责这个商业公司,是否有失公道?显然,国家不相信他的人民面对互联网有足够的理智,所以政府必须担负起清洁互联网的重任。从这个角度来说,Google 对待中国网民与中国官、私各种网管对待网民的态度是格格不入的。“中国的政府,将会如何看待Google“,从过去四年多时间里是否已经可见一斑了?
其实,中国的长城自秦始皇帝以来便有安天下之功,而现代“功夫网”堪称虚拟长城,根本没什么必要遮掩。把长城再修高一些,再修一个虚拟紫禁城,然后把一切外来的和内生的胳膊肘往外拐的谷歌、雅虎之流拒之长城之外,天下也就太平了。无忌前文说谷歌离开是全体中国人的悲剧,悲哀的不是 Google 离开这事本身。谷歌退到长城之外,多数人不出三月肯定就会恢复之前没有谷歌的常态。真正让人觉得悲哀的正是只有“哈哈哈”合法的那种常态。
2010-01-12
140. 谷歌撤离中国是全中国人的悲剧

想不到新年开篇第二页就是这么一个令人沮丧的题目,不过这是我的心里话:如果谷歌真的撤离中国,Google.CN 真的停止存在,那将是全中国人的悲哀。
晚上从女儿的高中参加了本学区今后两年预算的公开会,回家的路上从 NPR 广播里听到这个消息,车停在家门口,我听完了整则消息,一晚上的愁云又加重了几分。Google 是我所知唯一公开申明“不作恶”的企业 -- 恕我孤陋寡闻 -- 而且从我个人角度来看,她也是为数不多做到了这一点的公司之一。如果 Google 因为不愿意放弃这一原则而被迫离开中国,那么中国市场里面还能剩下什么呢?不难想象。谷歌离开,不仅仅是洪波这样使用 Google 各种服务的人群的灾难,对那些叫骂“股沟”的人,甚至所有不知道 Google 的人,都同样是悲哀。
Google 的首席律师 David Drummond 在博文中并没有指名道姓,但谁都能从字里行间读出来背后做那些下流勾当的是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
写到这里,想起点什么。于是上 Google 了来抄在这里:
立论
我梦见自己正在小学校的讲堂上预备作文,向老师请教立论的方法。
“难!”老师从眼镜圈外斜射出眼光来,看着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
“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
“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你……”
“我愿意既不谎人,也不遭打。那么,老师,我得怎么说呢?”
“那么,你得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多么……。阿唷!哈哈!Hehe!he,hehehehe!’”
一九二五年七月八日。
2008-06-08
四川地震与“六四”十九周年
今年是八九“六四”十九周年,多数人的心都还在地震上,这一天不觉之间就悄悄地过去了。然而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一天。共产党也不应该忘记这一天。共产党结的这个结,到哪一天共产党能够解开了,那也就表明中国有了立于世界文明之林的自信。
2004-09-24
地狱之门
现在是北京的六月二十七日的早晨 5:50。美国还是“昨天”。
这一次回国,本来觉得有三年多之前的经验,对于中国的现状有一点了解,对于网上所看到的变化,不至于太过惊讶。实际上,我走马观花所看到的却还是让我无法不惊讶、震撼。
十天前下了飞机,妻子家里的两辆车将我们一行五人接回了岳父岳母的“新家”。新家还是老样子,周围的环境也变化不大,只是后面的山上多了一些新的别墅,据说都是未经政府批准的,但是盖了似乎也没人置疑。倒是一路行来,北京的变化已经开始提醒我,这已经与三年以前的北京大不相同了。路上的车多了,路也多了,人也多了,路边的建筑物多了,而且似乎也新了一些,或许是经过了清洗。
快到家的路上,我们去吃了晚饭。路边的小饭店是北京一家连锁烤鸭店分店,比起美国常见的中餐馆来说规模还是要大些,服务的质量也还不错,与美国的中餐馆又有不同。首先,服务员的数量明显多很多。其次,服务员不会主动过来问你需要什么。另外,水似乎不是饮料的一种,餐巾纸有,但要付钱。席间招呼服务员,又遇到一个小小的难题,“小姐”这个称呼连妻弟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同志”已经用不上了,“服务员”似乎过时了。最后,还是一会儿“小姐”,一会儿“服务员”地对付了过去。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饭店的几个人在门外不知挂什么,一把铝制的折叠扶梯从中间折叠处断开了,在扶梯上端的那位小伙子重重地摔在了水泥地上,发出一声闷响。扶梯砸在玻璃窗上,还好没有把玻璃砸碎,否则我们中间大概得有几个进医院了。出门时问门口指挥停车的那个摔下来的小伙子怎么样了,他连声说没事儿、没事儿。

第二天我们去了离家不远的大觉寺。有一句诗“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不知道与这座号称八百年的古寺有没有任何关系。大觉寺占地面积不大,布局也基本上是清朝皇帝建造的寺庙的格调,不过保留有明代两位皇帝立的碑,碑文尚在,无心细读。只其中一块明显横断为两节,寺中多处的石狮子被砸烂“狮头”,疑是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所为。寺庙正在维修,游人很少,香客也不多,放生池里倒是鱼、鳖、蛙,应有尽有。眼角忽然瞥见两位皂衣素裙的妙龄女子,惊以为现在寺庙也改革,僧尼同住了。转念一想不对,两个女子并没有剃度,或者是佛门学生?转到寺院的后面,方才恍然。寺中原来有一家浙江菜馆,又有一玉兰别院辟为“明慧茶院”,那些女子便是这菜馆和茶院里的小姐。寺中的寂静与茶院的气氛,以及这些女孩子的皂衣素裙倒是还配合得不错。或许这其实本来就是唐宋以下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整个大觉寺里不见一位僧人,感觉还是有些怪异。
下午离开北京去九江。去北京西站的路上,西三环两边的风景已经完全没有了记忆里的踪影,与三年前的匆匆一瞥也没有丝毫的印证。昔日印象中应该有一条小河,应该能看见八一湖。汽车在高速公路上驶过,头脑里那些路标已经不见了。
2004-06-28
火车到九江是一大早。九江也变得不认识了。同学和他的朋友开来了两辆车,父亲和妹夫都来了。汽车离开火车站,很快开到了江边。确实如父亲电话里所说,江边的风景已经完全不是以前的样子了。然而,父母亲的房子仍然没有最终着落,所以他们仍然还在领取每人每月 20 圆人民币的搬迁补贴,仍然还借住在表哥在化工厂的房子里。
以前瞎了一只眼睛的舅母还活着的时候,表哥是每次年节必然要走的亲戚。那时他们一家三代五口人住在一套前后只有两间半房再加一点空间作为厨房。他们搬家之后的地方我到从来没有去过。当汽车转进化工厂的大门,我眼前出现的是与门外江边大道、公园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世界。道路两旁一边各种小买卖铺子一家挨着一家,路面上坑坑洼洼,脏水四溢,汽车、摩托车、自行车、行人在路上各行其事。汽车转弯进入工厂职工楼区,里面的景色与二十几年前似乎没有分别:道路狭窄,脏水横流,垃圾堆与住家仅数米之隔。楼群的对面,又有一溜矮小的平房,后来父亲告诉我,那些平房是民工住的。
上了四楼,一路上楼梯、墙壁都很脏,墙壁和水泥楼梯的竖面上到处被人印上了短小的广告,什么“专业疏通”、装修、配钥匙,等等。
2004-06-30
表哥的家房子不大,两室一厅。厅里放了一套简易沙发和椅子,外加几张凳子,就已经显得没有什么空间了。卧室和厨房的顶上是表哥自己加的阁楼,上面堆得满满登登。九江这几日天气不算很热,但是我进了屋,汗止不住地往下淌。由厨房的窗口看楼下,下面的平房显得更加又矮又小。
改天我们去乡下上坟,路上经过一条小街,两边各有数间二层楼房。父亲说那是三峡的移民,那些房子是政府“移民建镇”的钱盖的,显得比本地人的房子稍新。
天气热起来了,妹夫借来的小面包车窗户全部打开,车里还是闷热无比。途径一条小河,河水已近干枯,河床里漂着一堆一堆白色的垃圾,有些看上去是塑料。九江的乡下都是丘陵,土质多为含铁的红壤,一直就是穷地方,但是,白色垃圾在乡下的河沟里原来却不多见。
2004-07-01
这次回家,有一个捎带的任务,就是要实地看看安华中文学校的彩虹计划所捐助的广桥小学。面包车开进学校的大门,我就意识到了这学校的的贫困程度。
广桥小学
小学的教室和老师办公室全部都在一幢 50 年代盖的两层楼里。标示校园范围的矮墙部分倒塌,楼前是一片空地,空空荡荡。
父亲带我上楼,来到学校的办公室。事先说好了今天到学校来,还要商量学校教学所需设备的捐助,所以校长和另外两位老师都在。学校的办公室一共是两间,办公室里面除了几张简单的桌椅,也是空空荡荡。
简单地问了学校有多少老师、学生之类的问题,与校长的谈话基本上是他们说,我听。学校共有约 240 名学生,包括从学前班到五年级,五年级已经考完试,放假了。学校的经费是由镇政府每年财政拨款,但是每年给的钱给老师发了工资也就没有了,学校希望把围墙修一下,但是没有钱。其他教学需要的设备也没有经费添置。
说完话,我请校长和老师带我们去看看学生上课,然后我提出要拍一些照片,他们一一答应。出了办公室在狭窄的走廊上,我看着下面空空荡荡的校园,眼泪一下子止不住地涌了出来。回身到办公室里拍了几张照片,把眼泪擦了我才又走出来。
校园的一侧墙边有一间厕所,另一侧有两付铁管做的双杠,别无长物。双杠尽管生满铁锈,但是从铁锈的光泽来看,那还是被学生们所钟爱的。
教室里孩子在读书。忽然我意识到,许多孩子的“书”是手抄的。看着墙上“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宣传画,眼前小学生们读书的情景与“中华崛起”怎么都无法联系到一起。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是中国人在世人面前骄傲的本钱,然而,这些读书的孩子却还要手抄课本。即使现在书本涨价了,给每个孩子一本课本应该也不必花费太多吧?我无法相信中国还贫穷得无法给她的小学生们这么基本的支持。从前的话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今天不知道祖国是否把他们当作了自生自灭的野草。
另一间教室里的墙上帖着一张“图书角”的标帜,那角上除了一张旧课桌,空空如也。
2004-07-04
今天是美国的独立日,这已经是我坐在密西根的家中第二次动笔,中国的几日所见在脑海里又模糊起来。
在九江的四日说来太短,但是天气渐渐闷热,又让我度日如年,一天冲两次凉水澡还是全身汗出如浆。三儿上厕所都成为一个问题,她在蹲坑式的厕所里大便就是出不来。最后只得到同学家里借住一夜,让她在座式马桶上试了多次,还是出不来。看着她一趟一趟地跑厕所,真是让人替她难受。最后我想起外出有时候要抱着她上,才终于解决了这几天的难题。
才小别三年,九江的变化已经不可说是不大。市区内两个湖现在已经完全被新盖的高楼圈住了,不大的市区里还到处能够看到建设中的高楼。湖边经过整治,风景比以前更漂亮了。小时候常去玩的“新公园”,沿着湖边的黄泥小路已经变成了石板路,细浪抚岸之处,更多了一条木结构的长廊。清早起来,湖边晨练的人很多,特别是跟着录音机的音乐或跳舞、或练拳的人一群一群的,那情景在美国是绝对看不到的。
同学新买的住宅也是在湖边的一座楼里,楼下门口有“物业管理”的人看守,但是楼里低层的家家户户还是在窗户上加装了铁栏。还好楼道里没有那种铁笼式的“防盗门”,想来是开发商为每户统一安装带窥视镜的大门具有防盗作用。聊天之中说起我在美国的家里,窗户就是玻璃的,大门的周边也有一圈玻璃窗,引得同学一番感慨。女主人向我说道,她坚决反对在面向湖边的阳台上加装铁栏,那种“牢笼”的感觉让她受不了。我望望窗外,沿湖一面的阳台加装“铁笼”的不在少数。细问下来,同学这一套房子一百多平方米,装修的质量上乘,豪华舒适,但是价格已经远不是一般百姓能够承受的了。中国全国各地的房地产市场都看涨,九江也不例外。父母的房子拆迁还房,至今还在扯皮,就与房子的价格上涨有关,因为开发商在拖延了还房的时间之后,又反悔原来所签的合同,要按现在的价格收取住户多得面积所需补交的款子。而原来的住户里面,却已经有两人还没等到住回自己的家就过世了。
九江的市政建设是有了很大发展,然而整个民政系统明显存在漏洞。同学告诉我说,江边新修的白水湖公园,一到夜间十点以后,打劫的事情就时有发生,作案的多是吸毒的少年。又一晚,我们在街上吃刨冰解暑,妹妹指着街对面的一座高楼对我说,那楼是政府某单位盖的,盖完发现是歪的,于是整座楼被宣布是危楼。没有人敢用这座危楼,也没有人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又没有人敢下决心拆除,于是这座楼就一直在市中心最热闹的地段斜立着。那一晚三儿走在街上忽然要上厕所,问沿路店里的人,穿过一条小巷、两条街,找到一个公共厕所。厕所里满地湿漉,味道冲天,我只得抱着三儿进出,还好她只是小便。
2004-07-06
从九江往上海的火车是一辆路过的慢车,只停留五分钟。车站候车室里挤满了上车的人,车站方面却要一直等火车到站之前几分钟才开始检票进站。不过回想起来大概也没法怪他们,那么多人放进站台上,要在火车进站时发生拥挤,结果只有更糟。只是闷热的天气里那么多人汗流浃背地拥挤在候车室里,实在是一种煎熬。四周墙上的几台电扇不停地摇着头,吹出的热风仿佛是对满屋无可奈何的受难者的嘲讽。
上车之后我发现车上也没有空调,只在相对的两排硬卧铺位之间的车厢顶部有一台小小的电扇。车上的乘客对刚上车的人一概熟视无睹,我只好拖着行李箱,高喊着请让让一边穿过整个车厢。送行的两位堂兄、同学匆匆下车去了,等我找到我们的铺位,火车已经开动出站了。浑身又已是汗出如浆。
记录这一程,到不在于车上的条件还象二十多年前我上大学的时候一样,而是想记录下后来与车上乘务员聊天的内容。上铺的那位看上去是位精明的上海人,坐下不久看他与车上一位工作人员嘀嘀咕咕,想来他一定有办法逃出这炼狱一般的硬卧车厢。于是求他帮忙,他看我们拉着三个孩子,也爽快答应问问看。原来车上有一节车厢有空调,是专为夜班的列车员休息而设的。最后花了几十块钱,把老婆和孩子塞进了空调车厢的两个铺位,那位老兄要我付他的补票钱,我也二话没说。
列车乘务员推着小车在推销各种东西,买的人却极少。我一口气先买了四杯、又买了五杯珍珠奶茶。后来那位列车员看我张着嘴猛喘气,乘机向我推销她的咖啡。那咖啡其实叫热可可更合适,我汗下如流,口干舌燥,根本顾不得那“咖啡”又甜又热,两杯几乎是一口气下肚。那乘务员却不好意思再向我推销了。后来听她向另外一位埋怨,说这么热的天,有谁要喝这热咖啡,我买的那两杯是她们仅有的业绩,看我的眼光中还有些感激之色。
我们买的四个铺位的票空出了三个,乘务员就在我对面的下铺坐了下来。乘务员的小间里只有坐着的地方,肯定也是闷热无比。隔壁两个下铺是两位妈妈,其中一位带着一个仅几个月大的婴儿,热的哭闹不止,那妈妈也无可奈何。横竖睡不着,我就和乘务员聊起天来。
这些乘务员却原来都是临时工,本来都是九江毛纺厂的工人,工厂撑不住了,大家全在“待岗”,于是就上了火车做临时工,当列车员。每次出车几天,就可以在家休息几天,但是铁路职工的福利她们一概没有。看她还挺年轻,但是她说已经三十多了,有一个孩子,丈夫在南昌打工,现在能有机会上岗的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象她这样有家有孩子,再学新东西很难,所以再找工作也难,跟二十来岁的人竞争根本不是对手。她出车的时候孩子就寄托给同楼的邻居。孩子已经上初中了,倒是还蛮懂事。
对面上铺的小伙子也是个初中生,独自一人从湖北黄冈去上海看望父母。他的父母在上海卖菜,他在黄冈家乡同外婆生活,每年父母给外婆五千块钱。他告诉我,黄冈地方很穷,但是教育搞得非常好,父母希望他好好读书,所以把他放在外婆那里,外婆同时还带着其他两位舅舅的孩子。问到学校的情况,他抱怨条件很差,同学里面很多是农村人,素质很差,不说洗澡,连脸都长年不洗。他们平时住校,每天早上五点多钟起床,然后就开始自习、上课、吃饭、上课、做作业,一直到晚上十点多,才可能上床睡觉。每天如此,周而复始。问他学校有没有图书馆,答没有。问他每个班多少人,答七、八十,最多的有到一百二十多人,上课时教室里要动一下都几乎不可能。
2004-07-11
火车到了上海,妻子的一位表姐、一位表弟开车把我们送到了青浦。妻子的外公、外婆住在青浦,都已经是九十多岁的老人了。此次回国,部分原因就是妻子害怕两位老人来日无多。青浦比我们三年前来的时候又是大不一样了,我们的车在青浦镇里转了一会儿才找到去吃午饭的餐馆。见到外公,似乎还是三年前的老样子。外婆却没有来,她的身体已经不如以前了,要从四楼上下来一趟行动太大。
外公、外婆家陆、蔡两姓从前是朱家角、青浦这里的大户,妻子小时候父母下放五七干校,所以与一群表姐、表弟、表妹跟着外公、外婆在朱家角长大。妻子每每说到小时候这一段岁月,言辞之间流露的多是留恋。除了留恋与外公、外婆之间的亲情,就是对于他们一生遭遇的不平。外公年轻的时候爱玩摩托车,办工厂,办学校。解放之后,产业都渐渐地被收归国有,连自家的安身之所也不能保,蔡姓家族还有被共产党“镇压”的。到了妻子与她的表姐表妹们这一代出生的时候,外公、外婆已经都被扫地出门了,后辈儿女也是天各一方,风流云散。然而,老头老太太却一直保持着对于生命的珍视,对他们一帮孙子辈儿孩子更是尽力呵护。妻子给我讲过无数次小时候因为成份不好不能加入红小兵,外公带着她到野外散心,逮“皮虫”的故事。
2004-07-13
吃完午饭,一行人去了小舅舅家。小舅家三年前我第一次来青浦的时候还在镇里的公房里,那次听他说在盖一幢别墅,这次小舅已经搬进新家了。别墅楼三层砖瓦水泥结构,很有气派,相比我们在美国的房子要高档得多,只是前后左右的邻居挨得太近了些。我们的车开进小区的时候,路面都被挖开了,沙子、碎石等各种建筑材料堆得满满当当,好容易才开到小楼的后门口。后来小舅说起者一片小区开发的历史背景,以及目前房子都盖好了,又要挖开地面重新铺设电缆,种种过程很能反映青浦,甚至是中国这些年发展的景象,尽管有许多不尽人意,毕竟这一片小区规模已成。原来这里是青浦镇的外缘,而现在整个青浦镇已经把小区包围进去了。短短几年的时间,这里的房地产价格已经翻了五倍。第二天离开青浦的时候,小舅拉了一位朋友开车送我们一行去浦东。那位朋友指着路旁整排的新楼房告诉我说,小舅盖楼所花的钱,现在就只能在这些楼里面买一套了。
安排停当,我们去朱家角。
朱家角是一座典型的江南小镇,清秀典雅,小河环抱。妻子的三舅舅“上山下乡”回来之后在这里安家多年了,开了一间小复印机店,兼做复印和维修。三年前我们来的时候,小店还是在镇里一条满热闹的路边上,这次却变成了一幢居民楼一层的一个角落。问起来,三舅舅说原来那块地方已经变成了停车场。我当时脑子里不知怎么突然响起来一首开车时常听到的歌,其中一句是:They paved paradise and put up a parking lot。
朱家角几乎还是三年前的模样,只是小河里的水似乎更浑浊了,不过河面上比上次匆匆一见要干净一些。上次来去匆匆,一家人做了一次名符其实的“旅游者”。此次也是一样的匆匆忙忙,只有时间在深深的小巷两旁邻栉接彼的小店里再扮演一次从天涯归来的游客。那感觉就象是千里迢迢回到儿时的家,见到儿时心爱慕之的女孩儿,却只能遥遥一瞥就不得不掉头而去。女儿们见到店里的各种丝绢制品,满眼神采飞扬。
晚饭三舅舅请我们,朱家角最好的饭店,装饰得有声有色,菜也是地道的江南美肴,叫人食而忘返。
2004-07-15
“中国现在有10亿人被边缘化了,10亿人的生活与我们社会增长没有关系”——卢跃刚《人群中的狼》
外公和外婆还是住在青浦镇里一幢老公房五楼的一套小房子里,三年前的印象丝毫没变,房子依然是小得转不开身,典型的“文革”时代上海人居住环境。唯一一间能称为房间的屋子里一张床、一只衣柜、一只立柜、一张不大的方桌、一只三人沙发、一台老缝纫机,差不多就是外公外婆的全部家当了。两位老人就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了许多年,其间家人也曾试图要求政府对于两位老人的居住环境给予改善,毕竟外公年轻时候陆家盖的楼一直是政府在使用着。然而,一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陆家的楼在青浦目前这一轮大开发开始时被拆除了,政府对于他们的请求未加理会。三年前,我们在青浦镇街上走着,妻子指着一座数层高庄严肃穆的新楼对我说,陆家的房子原来就在那里。那座楼前挂的牌子似乎是青浦政府机关。妻子对我说,外公外婆对于这一切到都想开了,他们终将离开这个世界,身外之物不能带着走。
外公喜欢京戏。在青浦的业余京剧团里外公似乎还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他的一位弟子还常年照顾两位老人的生活。我们来访,午饭就是这位弟子帮着张罗的。吃完饭,外公给我们看他的像册,其中有不少他和剧团演出的照片。像册是用纸张稍厚的宣传品手工做成的,里面还有不少我们女儿幼儿时候的照片。稍后外公手把手地教两个大的拉二胡,教了一会儿,老二居然还象模象样地拉出点音阶来了,外公高兴得直夸她们两个聪明。
外婆外表还是三年前的样子,身体却明显差了。她一直只能坐在她的藤椅里,看着几个第四代的孩子,人还是显得很高兴。妻子说外婆现在记忆有些问题了,说话老是重复,遥远的事情记得,刚刚发生的事却时常忘记。我想,这一定是因为她总是只能一个人自己坐着,所以对周围发生的事感觉才大大消退。
2004-07-23
上海的变化也同样地让人震惊。同样,这种震惊是两方面的:上海在二三十年时间里整个变成了一个新的城市,这种变化在一个隔了许多年再见这东方都市的人眼里自然具有震撼力。另一方面,这种变化的背后,同时也意味着这座城市的历史正在很快地消失。这大概就是人类“创造历史”的悖论。人类在创造历史的同时也在消灭历史。
这次到上海正好赶上一个通讯展览,于是去走了一遭,结果却大失所望。号称国际展览会却只有有限的几家厂商,做手机以及相关产品知名的几个大商家一个也没有出现,唯一卖力表演进行产品宣传的就只 NEC 一家。整个展览似乎就是铁通勉强拉扯出来的一个骗局。上海电信两年前开始推出的“天翼通”服务似乎并没有多少进展,诺大的展台无人问津,只有几个人在联网的 PC 上似乎在玩游戏。可以算做亮点的应该说是 IP 电话,也就是基于 VoIP 技术,主要是 SIP 协议的电话。
2004-07-26
然而,上海的变化却并非没有代价。交通明显拥挤了很多,即便在高架上面,遇到上下班高峰,也一样是寸步难行。我们前一天从青浦往浦东去的路上对高架上堵车就有亲身体验。坐在汽车里一边往前蛇行,我一边忍不住琢磨,这路上要是发生交通事故,开车坐车的这些人如何逃生呢?第二天早上坐车去看展览的路上,还真的看到一起事故,不过还好是轻微的追尾碰撞,两车的司机都还心平气和,在路边打电话交涉。我好奇地问开车的师傅在高架上这类事故一般怎么处理,他说如果是小事故,一般就把车推开,然后打电话报告保险公司,严重了才要有警察出场。我想也是,警察如果没有直升飞机要到达事故现场那可得费老劲了。前一天的路上就曾经看见一辆警车一边鸣着警笛,一边在车流里蛇行,尽管所有的人都为它让路,它还是只能一点一点地往前蹭。
其次便是网上广为流传的国内几大城市“野蛮拆迁”逼出人命的事情,我所知首次事件是发生在南京,但是后来据说北京、上海也有。而后来 CCTV 4 报道沈阳和湖南某地同类事件可作旁证。
前后四年间两次到上海,期间上海有许多故事发生,包括上海得以申办 2010 年世界博览会。海外归国的创业者多数看中上海、苏州、无锡一带,海外的投资也是往这一带集中。然而,这座中国数一数二的大都市里面又有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我就不得而知了。记得阔别十数年第一次回上海的时候,同学请我吃饭。席间他提到经常有合作日本公司的雇员要他带去找女人,言语间满脸无奈、愤恨。开车送我去展览会的司机师傅说话不久就说现在社会最大的问题是不公平。这些细节的自然流露,让我对中国社会的深层有机会惊鸿一瞥。
2004-08-03
回到北京,在电视上看到一则五粮液白酒的广告,很有意思。通篇的内容不是五粮液酒如何好,而是其三道防伪技术。很长的一则广告,从头到尾,里里外外要详细地告诉世人的,就是如何通过这些外部包装来识别正牌的五粮液产品。
中国现在经济发展的雄伟目标是要做“世界工厂”,这个词尽管可能还没有家喻户晓,但是在电视上是听到过的。然而,我却经常被电视、网络上报道的国内市场假货充斥的消息所困惑。那些消息自然是真的,因为很多假货横行的结果是对于中国人的伤害。近的就有毒米、毒菜,而假酒、假药现在大概都已经不能成为新闻了。最令人发指的恐怕还是假奶粉,受害者都是丝毫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婴儿。做这些事的人其目的却往往不过是骗几个钱,这些人显然已经没有一点道德思维的能力。在上海与朋友谈到此事,他说,没办法,你真的没办法,你只有尽量去高档一点的店买东西,吃饭,尽量减少被宰的概率。
Michael Moor 在《Fahrenheit 9/11》里说,“immoral behavior breeds immoral behavior.”中国古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而我在中国听到最多的,是现在的人只想赚钱。古人又说,盗亦有道。在中国赚钱反倒可以无道了。
2004-08-13
“这是我的一点中国印象,我不想抹黑中国取得的巨大物质进步。我只是透过美丽的摩天大楼,窥见了被掩盖的骚动和不安,在歌声缭绕的夜晚,听到了不时传来的凄切呼唤。” —— 《回国的印象》,老牟,华夏文摘第六九七期
东坡咏庐山的诗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每次回国的时间虽短,但还是看到了不少。反倒是写字的时间有限,心中所思不见得尽能诉诸笔端。国内的亲人、朋友对于中国的前景有十分看好的,有几分看好的,也有不看好的。当然,后者只能感受,而很少听到直接语言的叙述。在与并不熟识的人交谈中反而能更多地听到对于时政不加掩饰的评说。
前次回国归来之后,我开始写我的“家园”笔记。其中,我写道:After all, there was (is) no way for me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all those changes to the people who live their lives there day in and day out in the short period of time I was there. And who am I to be judgemental anyways. 我没有看到国内这些年发展过来的历程,所以国内的现状与我个人的思想框架便有了一个巨大的“割裂”。然而记录我所看到、所想到的,是我不能不做的事情。
国内有许多问题没有人关心,我的理解并非是“人心不古”,而是一种制度性的麻木。说这句话丝毫没有批评政治的意思,只是我不能相信我的国人对于同胞、甚至对于自身都已失去关心。而现实存在的这种麻木我只能解释为他们在明知关心不会产生任何结果之后而不自觉地将自己与现实割裂开的结果。
北京的街头,无论是市内的小路还是环城高速,堵车都已经是稀松平常。到北京的当天,我就发现一处路上堵车实际上是人为造成的。堵车的那一点设有一个让汽车转弯的口子,这种转弯的设计在我家附近的路上也看到不少。不同处在于美国这种转弯处一定是在汽车前进的方向预留一定的路面让转弯的车辆进入,以不至堵塞同一方向直行的车。而北京的这种转弯口子多是没有任何缓冲,而且一般也没有提前警告。所以只要有车转弯这个转弯口就一定堵车。这种简单的设计错误我这个外行都一眼能够看见,北京管设计这些公路的专业人士一定闭着眼睛也能看见。但是这种错误似乎没有人关心。
国内武汉的独立制片人陈为军一人潜入河南乡村拍摄的记录片《好死不如赖活著》在美国获得 Peabody 奖,在中国却不为人知。中国艾滋病泛滥,国内人也不知道或者不关心。在北京与岳父和家里的安徽保姆说起此事,他们异口同声地反驳我,说艾滋病只是河南“一个村子”的事儿,根本没什么可怕。我无言以对。
此次回家一行的笔记,我给它的题目叫做“地狱之门”。在中国的那两个星期里,我亲眼看到了许多的变化,看到了市场的繁荣,看到了许多人的生活水平比以前大有提高。然而,在繁华的背后不远处,通向地狱的入口若隐若现,而前景繁华之中的人群却茫然无知。停下手中的按键,我唯有期望那地狱之门里的狰狞完全是我的幻觉。